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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章于2012-10-30发布 累计浏览5651次  
国家理性与建国道路
——2012年8月16日与刘苏里的对谈


 

刘苏里:我知道你最近些年,在“国家理性”和立宪建国等方面,多有思考和创见。对谈开始,我想请你先给读者解释一下,什么叫“国家理性”?是否就是“国家理由”?如果不是,那么,它与“国家理由”是什么关系?
 
许章润:“国家理性”是西洋的老话题,中国的新问题,因此,算是旧话新提。之所以不说旧话“重”提,易之以“新”,就在于置身中国当下这一特定场域理述这一命题,并非旨在汲汲于一个观念史的梳理,亦非纯然只为满足学术史的兴味。毋宁,它触到了百年中国建国历程和政体建设的痛处,而需要将背景拉开,使视野拓阔,从近代世界史的政治长程中来理解和应对“中国问题”,方始看清楚,有望想明白。
 
长话短说。近年来我于“国家理性”颇为关注,是因为立国、立宪和立教,三位一体,构成了绵延超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换言之,“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之一体两面,是理想的现代中国的基本框架。而无论是哪一面,均需要国家理性提供理论和思想武装。面对近代列国体制,即“民族国家”这一初始条件,既躲不过,又绕不开,那么,自然需要慎思明辨才行,如此方始有望过上安全的日子,像样的生活。而无论是过日子还是讨生活,离开“国家”,一种既定的、初始的场景,我们每个人都绕不过去、躲不开来的“先天自然”的政法架构,一切均不可想象。
 
说到国家,“现代国家”形态演自欧陆,逐渐取代朝代国家、封建国家和帝国,而蔚为普遍的共同体治理形式,自有其品质和德性,即自有一套理据、路数和规范,于国家体制、国家情感、国家意志与国家目的等各方面,做出交待。由此,它伸展开来,牵扯到国家伦理与国家德性,以及民族、民主与政治秩序等多维考量。通俗而言,此即为“国家理性”。我们知道,“揭示”常常意味着一种“赋予”,即主体对于主题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盼,因而,“国家理性”不仅是对于民族国家实然状态的描述,而且是对于其应然位格的期许,更是经由提出德性诉求对于这一人间“利维坦”的规约。从而,它要回答“为何要有国家”、“如何才有国家”以及“国家应当为何”等涉关国家的品质和德性的拷问,批亢捣虚,大是大非。经此路程,目的还是在于以优良政体来承载国家理性,藉公民理性救济国家理性,从而,为理想而惬意的“现代中国”的最终呱呱坠地,预为理论演练。也就因此,与现代早期马基雅维利主义风行之际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意义上的“国家理由”不同,此刻中文语境下的“国家理性”一词,更多地是在内政建制化、一体化和民主化的意义上,回应“什么样的国家才是理想的国家”这一追问。它既是政治追问,也是道德质询。就此而言,“国家理由”和“国家理性”,两个语词,都翻译自西文 reason of state,或者 raison d’état,但一落实到中文世界,则表达的意蕴迥然有别,却又极易混淆,于此不可不察。
 
刘苏里:如此说来,“国家理由”与“国家理性”之间确乎有着根本区别。这一区分,是从何时开始的?其背景为何?主要由哪些思想家、战略家丰富和发展的?此外,强调国家理由,便是将国家的道德品格,撇在一边了么?
 
许章润:此种区分非惟始自今日,就欧西而言,也是随着其进程而逐渐丰富并出现多元理解的。毁誉之间,常常导源于理解的不同,就是说,命名与赋意的差异。但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中文语境下立论,因此,其间区际反更豁显,可谓始料不及。实际上,近年来学界对此已然小有交锋,各有理路,各逞其意,情势喜人。
 
如所周知,现代民族国家形态源自地中海文明,即16世纪末期以还至19世纪初叶这一所谓的“现代早期”,由马基雅维利和博塔罗等人的运思,初成形制。自酝酿于学者心胸,而初试于现实政治,“国家理性”所追求的是“权势国家-权力政治”,即主要解决建构现代国家这一“理据”问题,回应的是为何民族国家体系必然取代帝国体系、封建体系、王朝体系或者城邦体系的伦理共同体的疑问。多多少少,它有点要将“家天下”变成“王天下”的意思,使得权势归于政制,而非仅仅系于权势者,而这就是政治,现代政治。就此而言,此刻的“国家理性”还真的就是“国家理由”呢!其间,美国立国,法国革命,普鲁士德国浴血诞生,沙俄改制更张,上演的是实利政治、实力政治、威望政治,其极端者,如普鲁士德国和沙俄,几至于走向“蛮力政治”。后来,自博丹和法国大革命以还,进入现代国家和政治建构的第二期,“宪政国家-宪法政治”提上了议事日程,似乎要进境于“公天下”的意思。换言之,光有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架子还不行,这个大架子还得具有一定的关于政治正当性的内政安排和合乎理性的法权表达,什么民主法治立宪等等这些现代政制的大项目,随之上场。十九世纪中后期以还,进入第三阶段,即“文明国家-文化政治”阶段,追求的是惬意政治法律架构下的理想人生问题,要求国家具备并彰显自己的文化创造能力,必须着力于人类知识、文化和思想的建设。如此一来,四百年的世界舞台上,的的确确,伟大的国族无一不是挈领人类认识未知世界、发掘普世价值的引擎。
 
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始作俑者创用“国家理性”一词,在于将“国家”和“理性”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不连不要紧,这一连,开辟了一种新境界,催生出“这是(以及应当是、如何才是)何种国家”与“这是(以及应当是、如何才是)何种理性”的问题,以及这一“理性”如何才能致臻此一“国家”之境与这一“国家”如何才能无限接近这一“理性”的追问。那时节,理性成为无所不能之器,颇见气象啊!平心而论,“现代国家”混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是财富的创造能力还是所予个人的解放程度,均为人类史上所仅见,则国家理性于役其间,自有一份功劳,正如它逃不脱为多少阴谋和纷争所当担待的责任。
 
大致而言,上述三期,分别因应了富强、民主和文明等三大问题,一种“现代”诞生的政法维度,构成了晚近三百来年世界历史的主旋律。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 reason of state,是一个源自近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与法律哲学命题,但却早已获秉普遍性,左右躲闪不得。我想,百年中国的奋斗,不过为此世界历史宏大活剧的分会场而已,何能逃脱其总体格局?1940年左右,似乎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说明其于另一角度,对此也有体认。
 
阁下博览群书,想必同慨乎!
 
刘苏里:梳理得很清晰。我想读者跟我一样,想知道,在推进国家品性跃升过程中,哪些思想家或战略家,起到了关键作用。每一次跃升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许章润:大约可分思想与事功两面来看。就思想一条线索来看,除开上述马基雅维理、博塔罗等人外,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的《马基雅维理主义》一书梳理清晰有致,资料宏富,逐个人头数,大家不妨披览,这里无需重述。我和同事编纂的《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一书,也有爬梳,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翻阅。就事功一面而言,则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所谓的菲特烈大帝,黎塞留、俾斯麦诸公,光做不说,又做又说,打左灯往右转,均为翘首。近世英人秉持实践理性和事功精神,举国挺进,在卑鄙无耻和斯文鼎盛的交相辉映中,于此多所昭示。晚近中国曾左康梁孙蒋毛邓,于维新自强,救世立国,多有思考,不少也可以从国家理性的意义上加以概括的。
 
前面你问强调“国家理由”是否意味着将国家的德性撇在一边,不管不问?一个初略的答案应当说“是”。因为,“国家理由”认定国家基于自认为正当的原因,基于工具理性追求赤裸裸的功利考量,有权做一切事情,哪怕这些事伤天害理,违逆人伦,干犯天条。直到今天,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国际政治信条,以及间谍手段之无所不用其极,均为其影响所在。国家利益,而非公民福祉,才是它的核心追求。对此,博丹、贡斯当等人之所以揭橥宪政,以防范国家据此作恶的无限可能性,所虑在此。换言之,到这一步,大家不再认同国家基于自认为正当的理由便能够为所欲为。否则,真是太可怕了。由此,公民个体的自由和平等,法治和民主等项目,遂提上了议事日程。这里,美法大革命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美国革命将秩序与自由共存的大型共和国难题,以宪政条件下的个人自由、公民自由化解了、消弭了,提供了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新型范式。法国革命则将政治推向全民,也就说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力量——人民群众——推向历史,让“大众”走上了政治舞台,从此,人类政治迈进了大众民主时代。大众民主意味着公共空间,孤立、分散的个人置身于此,成为一种公共存在,“我们人民”才有容身之地,发声发力。其间,洛克式的“常识”理念、卢梭的“民意”和孟德期鸠的“三权分立”新式政治安排,均发挥了思想先知的作用。凡此种种,构成了现代政治演进的基本背景。
 
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提出来,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总是伴随着征战和血腥,并且即刻表现出对于共同体成员的压迫这一“利维坦”嘴脸来,其警示,其教训,同样是促使“国家理性”范畴向公共理性、公民理性靠拢的一大背景,也是“权势国家-权力政治”不得不转向“宪政国家-宪法政治”的缘由。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连年征战,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东亚百年来的分合,晚近以来一波又一波的战争与革命,闹腾加上折腾,都只有在此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
 
刘苏里:回到上面的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国家理性是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逐步生长出来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教训,是它成长的沃土。而处在初级阶段的民族-国家,还看不到它的曙光,一味强调所谓国家理由,即不由分说的国家利益,这给内政外交,都披上了一层“悍”的色调,让人望而生畏。与主流民族国家国家德性发展的不同步,使得它们无法与后者对话,双方交往难得取得信任,极端者,甚至引起战争祸端。
 
许章润:说得好。的确,国家理性本来至少是一个中性词汇,端看与之配套、体现其力道和方向的是何种政体。实际上,后来的立宪民主政体之所以成为一种主流的治理形式,就在于它至少在内政的意义上对于“悍”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而使得“有力量的民主国家”,成为一种理想状态。而政体的建构,较之于国家建构,既是其一部分,却又相对独立,似乎更为艰难。可能,较为理想的状况是国家建构与优良政体的发育同步,但就“现代中国”这一后发国家而言,“救国建国”这一近代史大背景,使得国家利益恒占上风,个人和私利,常常没有容身之地,正如私利私欲常常逞凶横行,肆意而无所顾忌。在此情形下,如何使得邦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特别是以优良政体来承载国家理性,就成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难题。你说两类国家之间存在猜忌、怀疑甚至埋伏了战争祸端,当然原因复杂,毕竟,国际政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自我防卫体系,但发展阶段不同,选择的立国路径有别,致使彼此均“难于沟通”和“拙于对话”,可能同样是一大原因。
 
不过,说来有意思,就“悍”而言,从世界近代史来看,最悍烈、凶悍而暴戾的,非欧西列强莫属。赶杀黑人,鞭打黄人,灭绝褐人,可谓无恶不作。民族国家初始之际,其间多蓄“战国”扩张的冲力,极欲一逞己意,为三 G 而不要命。三 G 者,黄金(Gold)、荣耀(Glory)和上帝(God)也。三位一体,互通生气,好像有理有利有节,把个强盗逻辑仿佛掩饰得严严实实。贪婪无度,互不相让,终至于人类在百年之中两度专心从事“世界大战”,而这不过是昨天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日本帝国主义有样学样,后来居上,变本加厉,“为亚洲人争了光”,终落得个鸡飞蛋打。1916年泰戈尔访日,1924年孙中山访日,均告诫日本勿行霸道,毋宁,以王道自持,可后者正在势头上,哪里听得进去。二战后期,日军在缅甸、新加坡役使英国降兵修建桥梁工事,《帝国》的作者,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走笔至此,不禁感喟“这是自从欧洲人近代扩张,横扫全球以来,第一次白种人为有色人种所役使”,个中意味,颇堪玩味。其他亚非民族,后来起而抗争,既有自家的套路,多半还是学的欧西的样子,以夷法制夷。此时此际,后者已然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入厅堂,登庙堂,人模狗样了,这边厢,亚非兄弟们却不摸门,因为自认有理,便张牙舞爪起来,不仅授人以柄,而且无助于事。同时,因为弱势而无能为力,更不时耍蛮了,甚至要炸毁自家的文化遗产巴比扬大佛,糊涂、无奈而“野蛮”。民族主义是一回事,它的表达方式,力度的拿捏,甚至于用语之修辞,又是一回事。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最为老到,最为成功的,还是民族主义老家的欧美诸邦,出将入相,游刃有余,玩法邪乎呢!——所谓“发展阶段不同”,这是一个重要方面,同样不可不察。
 
刘苏里:上面,老兄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民族国家的“国家理由”阶段,所谓国家利益至上,其中包涵的国民的利益,微不足道也。但现代民族国家,没有国民这张皮,国家这毛如何附焉?而我们看到从国家理由到国家理性的跃升,其间经历多么惨痛。当然,付出最大最多牺牲的,还是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国民。它们是“国家”外战动员的主体,于内,则要忍受各种残暴统治,理由无它,国家理由者也。所以,今天区分(谈论)国家理性与理由(利益),正当其时。
 
许章润:是的,之所以重提“国家理性”这一现代早期洋人的老话题,不仅在于中国的国家建构走到这一步,需要臻达政治上的成熟境界,因而,温故是为了开新。而且,更为主要的寄托还是在于,由此促进优良政体的建设,以优良政体来落实现代价值,在回到常识的意义上,让国民分享免于恐惧、冻馁的权利,特别是分享进入政治议程的可能性,使得国家政治是一种开放的活泼泼的公民场景、有机的公共事业。因此,不妨说,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国家间政治的意义上,的确存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任何人只要尚未天真到犯傻的地步,均不会否认这一点。看看今天的世界,有哪个“无偿援助”不是基于利益的互动。
 
但是,在国家政治意义上,也是我们理述“国家理性”时最为揪心的寄托所在,最大的国家利益就是公民福祉,包括平等、自由和分享进入政治议程可能性的权利。无此安排,则“国家理性”岂非等同于“国家理由”。今天,发生论而言,国家理由早已历经验证,一个历史学的作业,无需再信誓旦旦。政体论来看,则提炼优良政体的努力作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核心部分,人在途中,有待接续努力中终成善果,因而,我们需要的是基于公民理性的国家理性,具备优良政体的家国天下。还有,在此不妨稍作提示的是,俗常社会生活中,大家有时候之所以反感“国家利益”,不是不爱这个国家,相反,是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对于多少私心私利,假仁假义,假国家利益之名而行之,遂深恶而痛绝之。我想,你老兄对此一定感同身受!
 
刘苏里:谈到优良政体,这又是老兄的强项。照例,你先描述一下优良政体的特征。我想,这“优良”两字,将其反面衬托出来,以警醒一味强调国家理由(利益),或在此问题上犯糊涂者。这个问题很具现实意义,等会儿我们或许会谈到。
 
许章润:这便给我一个难题了,不好归纳。不过,至少可以用排除法。例如,优良政体一定不是“邪恶政体”,不是“专制政体”,不是“流氓政体”,不是消费性的权力,也不是颟顸无能、不负责任的政体,等等。“失败国家“表明政体无效无能,而无效统治或者无能政制,连基本秩序都无法提供,标榜得再好,也是一种窳败而非优良的政体。就此而言,是否“优良”,可能不少时候其评语是讲方言的,因为政治讲的就是一口方言。
 
正面来看,以前在下曾以“有德有方”来大致概括优良政体的基本秉性。大意是说,但凡优良政体,一定是“有德”的,就是说,对于权力的来源、走向和功用,均在主权在民的意义上,在权力的开放和分享的意义上,敢于并且能够接受公民的质问的。其中,政权立基于“同意”,即公开、开放而竞争性的合法性授受,据此而有政治正当性,进而获秉权威,最为重要。就此而言,“有德”所要标榜的是政体的德性伦理,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威从何而来与政权往何而去的“大是大非”。同时,“有德”还意味着权力必须应当遵循政治理性,恪守程序理性,等等。
 
“有方”意味着国家应当对内最大限度地提供秩序,保障自由,具有实现公义的国家能力,足以兑现上述“德”之承诺,包括真能落实各项宪法的政治承诺和法权安排,有力量护佑自己的公民不受恐惧与冻馁。同时,具有形成国家意志的能力,以及提炼、提纯政治理性的能力。对外而言,足能有效维护国族利益,捍卫集体尊严,秉持文化自觉和政治尊严,别老搞得不偿失冤大头的“无偿援助”,更不能将一干不相干的洋人巨幅画像老放在大广场上当作列祖列宗供奉着似的。
 
上述两项合一,就是理想的政治秩序,也就是优良政体。完全做到这一步的邦国极少,多数是“多多少少”而已。往正面多些,就是“优良”了。这都容易理解,没有多少歧义。这里,需要多说两句的是上面揭橥的“有德”之政权来源问题。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歧义,而是当下中国缺的就是它,因而要再多说两句。你老兄知道,现代正道主张政权立基于“同意”,即公开而竞争性的合法性授受,因此而据有政治正当性,方能获秉权威,这是立宪民主政治的基本机理。它讲述的是这样一种政治过程,一方面,政权开放使得政治成为一种公共空间,也是一种权力的模拟市场化筛选机制。各种政治力量于此博弈,展示理想和力量的同时,招募追随者,本身就是一种甄别和遴选“优良”与否的过程。成熟的政治秩序的权能之一就在于构成了容纳和参与的协和,使得成长中的新兴政治力量得以获得有效表达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国民在此化身为积极公民,公民以选民身份履行公民责任,最终演绎的是“人民出场”或者“人民登场”的政治权威加冕典礼。否则,所谓公民,就是一句空话。我们都是市民,也都是国民,可是,我们未必一定就是公民,算不上一种政治存在,虽然我们天天说自己是公民什么的,政府也要求你尽公民的义务云云。因为,未能分享权力,特别是未能获享进入政治议程的权力,我们算什么一种政治存在呢?就此而言,“有德”的政体必定是容忍自己的国民,经由“选民”这一身份转圜,将自己变成公民的政治安排。说白了,就是让大家担当起手上拿着选票,经由“票决”来甄选政府的权能。无此权能,公民就不存在,所谓的政治正当性云乎哉!再把“人民”挂在嘴上吹上天,云蒸霞蔚,也是假的。这会儿了,大家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明白着呢,你哄谁呢!
 
回到主题,借用一个未必恰当的修辞,则有德大致相当于“内圣”,解决政体的德性伦理;有方约略等同于“外王”,主要着力在政体的责任伦理。倘若既无德,又无方,朋友,你说,这样的政体何以堪当“优良”二字?
 
刘苏里:哈,哈……,无德无行,肯定不是优良。但借用“内圣外王”喻之,我多少还有质疑。比喻有限度,稍不慎,就可能滑向沼泽地带。
 
你说,“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国家间政治的意义上,的确存在国家利益的问题。”我们先撇开你这句话后面的申说,仅就这句话而言,我以为,每一位自由主义者都应驻足思考,何谓国家利益。坊间盛传自由主义者当下对此题的失语,我觉得很片面,但也包含某种事实。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抛开国民福祉的国家利益,完全是伪命题。换句话说,没有国民福祉的国家利益,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者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大讲特讲国家利益。究竟谁懂国家利益?不是那些将四个字整天挂嘴边上的文士们。
 
许章润:说得在理。前面我用“国家间政治”和“国家政治”两个限定语,就是要在此做出有效分梳。在前者,国家利益比较好理解,虽然未必容易兑现和护卫。从当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到近年之钓鱼岛争端,一切历历在目。一些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此目见有限,多以“世界和平”等大词代替具体分析,面对当下难题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云山雾罩,严重削弱了自由主义话语的解释力。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茅于轼先生们倡言放弃主权之争,先进行共同开发,以经济促政治,可问题是人家“主权在我”,压根儿不跟你“共同开发”,你怎么办?对此哑然,说明其理论力道有限,充其量是一种良善愿望而已,还谈不上什么理论张力。
 
在后者,即在“国家政治”这一语境下,事情还要复杂得多,也难办得多。通常,争论和辩难也多半发生在这一领域。不妨说,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不存在“单纯的”国家利益,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土地、政府和人民,经由制度组合,形成国家,一种社稷共同体。政府和人民共存于、栖息于同一方水土,各有其利,虽然政府是基于人民割让自由后的产物,一种必要的恶。因此,它也最容易冒充国家利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招摇撞骗。毋宁,在国家政治的场域,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两两相对,如同政府利益与公民福祉恰为一对矛盾体。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都可能与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此时此刻,分清利益冲突的各方究竟是何种利益,是裁断是非、实现公义的前提。但是,决不容将政府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却是毋庸怀疑的。换言之,没有什么脱离了公民福祉的国家利益,公民福祉就是最高的国家利益。剖开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其实,许多叫做国家利益的东东,原来不过是政府利益罢了,不管它是中央政府的利益还是地方政府的利益,而地方政府的利益有时候难保不是政府官员的利益。——蛋糕就这么大,如何切割,比例和刀法,展现的是操刀者的价值选择,这时候,猫腻就来了。
 
在此,自由主义不应该失语。越是大是大非,曲奥险峻,越能展现理论的张力。本来,成熟的自由主义总是隐含着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恰恰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内在的隐含命题。它们都寄身于、发生在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大框架里头,以民族国家为依托,因着如何组织、理解和安排这一大框架而龃龉不休。褒贬臧否,其实谁都无法离开这一大框架而独自生存。大致而言,民族主义提供国家理性和民族理想层面的资源多一些,自由主义更多展现的是公民理性和公民理想意义上的理论武装。尽管如此,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缠错结着呢!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思若想获得建制化的结果,发挥正面导向功能,需要克服重重障碍,至今是一个未完成时态。其间,如何将家国天下情怀拥抱入怀,实现二者的有机建制化结果,例属题中应有之义。当中存在着相当的张力,也是它的迷人之处。我举一个例子,以说明此间的张力,以及知识分子在此辗转腾挪的功夫和工夫。当年,李慎之先生下笔如椽,以“风雨苍黄五十年”风靡神州,万众捧读,无不心有戚戚。与此同时,李先生还奋笔疾书,反驳塞缪尔•亨廷顿基于人种恐惧而惊呼之“文明冲突”。前文理述的是国家政治意义上的公民理想,后者抒发的则为国民立场的家国情怀,都以人类理性为凭,诉诸人类公义。两码事,各有畛域,也各有理路,李先生措置裕如,何曾失声。所谓一个邦国的健全而成熟的心智和心性,其实不仅多赖它的知识心灵提炼和养成,而且表现为它的读书人面对世界时的理解和展示。中国需要千千万万像李先生这样的读书人!
 
当下中国,教条主义的浅薄自由主义,如同嚣张而不明所以的民族主义,都是大嘴巴嚷嚷,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所以中道理想近年来愈来愈为大家所体认,“政治成熟”成为一种理论追求和思想境界,原因在此。
 
刘苏里:是啊,李先生是一个范例。说到这里,有个故事。前几天,一位年轻人找我,谈到他的困境。是由“黄岩岛危机”和“伦敦奥运会”引起的。他说,这两件事,使他非常彷徨,认同出现危机。一面,对中国队拿奖牌,应该高兴,但高兴不起来;对菲律宾“欺负”中国,愤慨有加,但又有说不出的另一层愤怒。我们从民族主义谈到世界主义,从一个公民的身份认同谈到民族-国家认同。他好像有所释怀。这个案例给我很大启发:并不是所有有所关怀的人,都能时时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保持清醒头脑。他是迷失在国家利益与现实感受的矛盾之中的典型。启蒙话题,恐怕还要天天讲。
 
许章润:是的,启蒙是一个正在进行时,而非完结式。这不仅对于刻下中国而言,而是对于全体人类来说的。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幼稚矫情,可是,如果我们还认同所谓启蒙就是在一切公共事务上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一康德式定义的话,那么,它难道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吗!无分前现代、现代与什么后现代这些劳什子,人类恒居于自我教育和启发的命定进程之中,总是自明之理。一旦此一进程终止,则人类作为一种地球物种之停息已至,还有什么好谈的。可那是另一回事,我想总不致于有人这样来抬杠。
 
你所说的这位年轻人的苦恼,类似的苦恼,同样的认同危机,恐怕不少人都有。愈是好学深思之辈,认真对待生死,苦恼愈甚,人类是为自己的思想而烦恼的物种,何况身处转型进行之中,一切尚未到达水落石出地步,因而,无比“纠结”的当下中国。多一些陷入此种苦恼的青年,可能,中国反多了一份希望。不过,不愤怒,无人生,总愤怒,无生活。既然苦恼,就得找寻解脱苦恼的法子,虽然我们知道,终极而言,苦恼是一种人类现象。否则,一直为苦恼所缠,而踟躇于行动,在竭需抉择之际犹豫不决,也不是个事儿。在此,你提出“公民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是一个很好的分梳,将两种不同的认同和情感,排放到不同的渠道,寄托于不同的安排,有助于舒缓认同紧张。这其实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公民认同主要指向的是政道与政体,多半情形下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优良政体的政治赞赏、道德期许和法权认可。而政体之得称“优良”,至少,一定是秉持道德理想、遵循公民理性的政治结构,以容忍“多样性”为造就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否则,大家怎么能认而同之呢,更不用说欣欣然之赞美、欣赏与投诚了。
 
在此,就依你所说的两种认同来说,就有一个国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差别,而他们均关乎国家理性和现代立国基础。就是说,我们生活于当下的每个人,至少同时具有市民、族民、国民和公民等多重身份。作为国民,血脉相连,山河入梦,我为自己祖国的每一点进步而自豪。本来,分享祖国的荣光,一如为祖国献上一己的爱,就是共和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公民,一种启蒙了的政治存在。自国民而进境于国民,是德性个体的实践理性,更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惬意邦国所必不可少的人身资源。但是,恰恰在此,认同危机来了。因为,虽然我爱我的祖国,但是,这个国家的政道与政体,却未必是我所认同的,相反,是我所竭力排斥的,也是情感上不能接受的,甚至是美学上觉得恶心的。我的公民理性告诉我,我不接受它,不认同它,是因为它不“优良”,相反,却可能窳败不堪,甚至邪恶。作为一个公民,一种具有自己的道德判断力和政治决断力的政治存在,我如何能说服我自己呢!为此,我可能几乎出现精神分裂现象。如同前面说的,受过教育的公民,认真的人,苦恼愈甚。但是,如你所言,一旦将此二者分开,则认识论意义上的紧张庶几乎可以化解,虽然分梳之后,可能心智痛苦依旧,不遑稍减。
 
进而言之,能够实现公民的“爱国”和国民的“爱祖国”的统一,对于许多人来说,未必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呢,而它本应当是一件多么自然而幸福的事情啊!
 
刘苏里:这个年轻人的故事,正好与今天谈的话题有切合之处,涉及国家理性的基础,也可以说,优良政体的基础问题。能否结合历史,谈谈这两个问题在现代国家发展进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案例,它们是怎样通过实践,予国民成长以信心和支持,反过来,国民愿意为自己的城邦效力,在所不辞。
 
许章润:有关于此,可谓史不绝书。姑且不论“不食周粟”、“苏武牧羊”等故事,先说现代社会中的人身个案,就以索尔仁尼琴为例。他是绝对的爱国者,但他所爱的是“俄罗斯”,她的文明、历史和山川,而非现实的“苏维埃”;梦萦魂牵的是伏尔加船夫曲和“斯拉夫精神”,而不是集中营与克格勃。就是说,“祖国”和“国家”是不同的。二者如果分离,他选择去国;二者若能合一,他回国定居。作为制度,不妨以德国为例。同为德国,一是“魏玛德国”,一是“纳粹德国”,而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德国,虽然还叫德国。二战时托马斯•曼流亡美国,虽然他爱德意志,无法适应不能使用母语进行创作的文化断顿状态,但他拒绝纳粹政体,甘愿流亡。战后法西斯倒台,他迅疾回国,因为此时民主政体重回联邦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哪怕此时彼土彼邦的生活较大洋对岸艰苦得多。——板荡之际,普通人受罪,思想者煎熬,结果是大家一起遭殃,但却让平时月朦胧鸟朦胧的事情豁显出清晰轮廓来了,就是这么回事。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现代政道,立宪民主之下,优良政体的政治机理必定在于“以自由立国”。无论是依法律治国,还是以道德立国,在此均为工具理性,最终还得服从于以自由立国的价值诉求与政体安排。因为,终极而言,自由在于以公民互助启动相互承认的法权关系,而形成分享公共权力的政治秩序。——不是别的,对于政治权力的分享、能够进入政治议程,是公民的愿景,也是兑现和坐实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否则,你算什么公民?算得上是公民吗?没有千千万万积极的、个体的、有机的公民,“人民”等于零。——毕竟,“群众”和“百姓”都是一个前政治的存在。倘若他们头上有个父权式的政体,还算走运;要是碰上的是喜欢集中营和克格勃并且依恃它们才能存在的体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为了自保,大家必须进境于“公民”之境。这是现代政治条件下没法子的事情,躲都躲不了。进而,如若这一政体确实“以自由立国”,就是以宪政统合下的公民自由为最大的国家利益,我便拥护、认同这一政体,我才能爱你。
 
扩而言之,对于香港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此刻大陆富人用脚投票等现象,据此省察,可能有助于多一份理解和同情,也可能多一份宽容与裕如。当然,实际情形远较我们所知所见错综复杂得多,难能一言以蔽之,尤其不能排除“没心没肺”、“狼心狗肺”等现象。毕竟,仓禀之内必有硕鼠,如同晴天过后总要下雨。
 
刘苏里:这样的案例,在东欧国家,最典型的是伟大的经济学家科尔奈。东欧剧变后,许多人选择出国,他却按相反方向,收拾行李,决然离开美国回国效力。在他的学术传记《思想的力量》中,科尔奈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没理由不回到匈牙利,它需要我的工作。
 
许章润:是的,这同样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一个感人而伟大的爱国者的故事,演绎的是“公民爱国主义”的人身活剧。这里牵扯到现代立国的两大支柱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结。前面咱俩的对谈中已经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这里想说的是,现代立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基本原理,以支撑国家理性,当然,国家理性不只是民族主义这点内容。但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洗礼和武装不行。在此,民族主义甚至可以发挥制约权力、防阻滥用国家权力的作用。举个例子,曾几何时,天天玩“世界革命”,将自家国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银子一会儿“无偿支援”这儿铺条铁路,一会儿“慷慨解囊”让那儿架设个“炮楼子”,甚至于自家饿殍遍野之际,受援的“同志加兄弟”茅台老酒天天醉,兄弟,你说大家怎么能不悲从中来,怎么能不恶自心头起、怒向胆边生!当年,铁血首相俾斯麦曾经喟言,“所谓大国,唯一稳健的基石是国家的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在议会辩论中,这位德意志的盘古再次伸言:国家施行各种政策,应当秉持的是利益政治,而非强权政治。否则,便是懵懂。可是,“红色革命”走的恰恰是浪漫主义一脉,为了“世界一片红”,全然罔顾国家利益,也就是罔顾国民福祉。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和共和理想同样为立国之支柱,它们支撑起优良政体所需要的基本理论与价值资源,回应的同样是千千万万的分散个体如何组织成邦国、实现政治上的和平共处的大是大非。两方面,两种资源,在平衡的基础上共存,这个邦国方始可能获得政治成熟。一般情形下,民族主义主打国家间政治,自由主义和共和理想应对国家政治。也就因此,今天我们通常说优良政体多半是一种混合政体,就在于它要兼顾“尊尊”、“贤贤”和“亲亲”等诸多内涵,实现一种有机混合的共和生态。晚近一百多年间,“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建构,在建设“民族国家”之际建设“民主国家”。“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统一,才是完整中华,一个家国天下的融融社稷。“现代中国”的内涵不止于此,但主要的法政结构必定以此为大纲大目。有人以“有力量的民主国家”为此作结,虽不中,亦不远。因此,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均有一个在中国文明里经由自我成熟而落地生根的问题,由此养育出中华民族的“成熟的民族主义”来,一如我们需要养育出中华民族的“成熟的自由主义”。这几年在下倡说“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就是想将它们打通融合,期为“现代中国”的立国原理。
 
这里有一个问题。鉴于现代国家建构和优良政体建设所要完成的一大任务,便是完成“事实上的最高权力”与“法理上的最高权力”的统一,一方面最终以立法主权的日常运作来彰显国家主权,真正落实人民主权,将政治的日常运作法权化,另一方面,实行定期性、仪式化的权威加冕典礼,以不断阶段性印证政治正当性,使政治保留其广场本性,因此,有德有方之政体必得于此两端恰予分梳,又连贯不悖。往昔王朝政体在此历经千年磨砺,早已二维合一,君主共和之制下,运作两千年都管用,实在不简单。但是,面对现代转型,二维分裂的窘境一直存在,到今天都未能解决。都知道“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可事实上却是“橡皮图章”,大家于感受“言不由衷”、“挂羊头卖狗肉”之际,觉得它缺乏政治诚意,因而,缺乏政治正当性。换言之,刻下中国政体字纸上承认人民主权等大项目,但因缺乏有效的代议机制和权力分享机制,“事实上的最高权力”另有所托,这便让大家反感了。两种最高权力并未实现统一,以至于不能不然人感到其之“虚伪”也甚矣!天天嚷嚷人民这人民那的,可生活现实是另有主宰高高在上,怎么能让人心服!
 
其实,当年巴枯宁和马克思争辩,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你所说的代表一旦成为代表后不代表你,你如之奈何?一百多年转瞬即逝,事实早已做出了回答。这不仅是新兴后发追赶型“极权国家”的问题,不论“左翼”还是“右翼”,也是老牌民主国家需要时刻提醒自己的难题。民主政体的腐化现象是晚近几十年里出现的令人心惊之事,不可不防。
 
刘苏里:对,两者“统一”至关重要。现实中,诸多人群纠缠于两者的不统一。或许等会儿我们还会翻过来细谈这个问题。谈到优良政体,总脱离不开它的制度化基础。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其典型表现形式,是宪法。近代立宪史,超过200年。从一个民族国家,到超过200个民族国家,虽然其间有成色之不同,但立宪所遵循的原则大体是一致的。道路充满艰辛。谁曾想,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确如孙文所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人类多么惊心动魄的奇迹。
 
许章润:是的,现代国家理性发展到后来,如上所述,就是进展到“宪政国家-宪法政治”阶段。率先迈进“现代”的是英国,她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叫做现代政治的陌生事物,但如你所言,却于两百年间,流行于全球,说明其间一定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和功用,因而才为不同民族国家所采行。今天,不妨说,这是组织现代国家的基本原理,无此理论上和体制上的自我武装,就难以现代国家自相标榜,而大家追求的偏偏就是这叫做“现代国家”的生活场景。——在地球村的广大场景下,什么国家不国家的,说穿了,就是一个“居民小区”。希望它有德有方,还不是为了让居民们都睡得踏实嘛!
 
我的观感是,今天中国 “救国”层面上的任务已然完成,“建国”层面上的核心要素亦且具备,唯独宪法政治一项,尚有待努力。你说的“制度化基础”,内容广博,但就刻下中国而言,可能这是最为紧缺的物资。如果说当今中国论实力,论体制,有什么腰板硬不起来的地方,为此为甚矣!也就因此,当下中国存在着深切的“政权危机”和“政权危机恐惧”,较诸立宪民主政体常常爆发的政府危机,这是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后者则为权力和行政的合法性危机。政府危机可以“换届”解决,大不了“倒阁”“下台”就是了,换一个接着来。政权危机则牵扯到连根拔,需要换的是自理念、价值到制度、班底的全盘性因素。也就因此,面对转型,为何会深怀恐惧,直至负隅顽抗,拒绝转型,导致收不了场,崩盘了事。而这,一种全盘解体性转型进路,未必是最佳路线,至多是一种没办法的次优选择。对此,你老兄一定有自己的观察,也一定有同感?——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制度与制度竞争才是第一推动力。
 
刘苏里:何止同感!就说一个最近的例子。我一直密切观察越南和缅甸等周边国家的政治进程,琢磨这些看起来永无希望的国家,如何突然间政治革新进程启动,并迅猛加速,令人瞠目?我的结论是,宪政民主道路,就是让民族国家能挺起腰杆子的最重要的力量,较诸所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等,不可同日而语。这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软实力”。这些国家觉悟到,掌握了这软实力,就有与所有先进国家平起平坐的本钱、资格,其带来的国家、国民荣耀,是非处此境者,不能体会的。
 
许章润:是啊,就连周边这些国家,“一穷二白”,亦且启动民主化进程,真是令人感慨。它说明,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民主法治登场,一日无此常规项目,就一日无法实现转型的成功,而有可能深陷“过渡时期”,最终在国际政治制度的竞争中遭到淘汰。就人类既有的政治创造力而言,在可见的未来,好像一时还看不到任何能够取代“民主”“法治”“宪政”等现代政治文明的更加优越的制度设计来。前面你说“优良政体,总脱离不开它的制度化基础”,说得好。“宪政国家-宪法政治”就是根本的基础,一种通则,也就是这些项目。虽然具体形态不妨多种多样,讲自己的方言,但有些基本条条框框还是必须具备的,否则,就不是“宪政国家-宪法政治”。例如,权力必须基于公开的授受过程,以“同意”为基础;党、国必予分梳,一如神俗应当各有其位;权力自身分立和制衡之外,最根本的是公民手上捏着选票,能够实行定期的权力授受,以实行真正的制约。中国今天所需要考虑而迫切需要坐实的,还不就是这些“常规项目”吗?至于“选票”带来的政治的庸俗化和政客们的无耻追逐,那是另一个问题,无人否认,还得靠民主政体本身的力量来“超克”。由此而有制度的升级换代,好事嘛!
 
说来令人感慨,若以“文明”这一范畴为座标,则蓝色文明的基督教世界,开启现代,先行一步,基本完成了现代民主化进程,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端于地中海文明的现代文明力道似乎渐次孱弱,以及民主的自我腐化,甚至是严重的腐化。绿色文明的伊斯兰世界,颇多纠结,地区差异巨大,民主化的进展令人瞠目,但是,不管存在多少缺陷,总是起步迈进了。实际上,自印尼十来年前举行大选,这一进程就已令人瞩目。相较而言,面对去年以来的北非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吾国官媒阴阳怪气,令人气短。黄色文明的儒教和佛教世界,民主化进程亦且多所进步。台岛的民主政治,经过几番轮替,现代运转见好,令人欣慰。此番缅甸和越南政治改革提速,新加坡换届释放诸多不同以往的民情民意,甚至于北韩这个家天下小朝廷都有可能“改革开放”,真让人坐不住了啊!
 
顺说一句,环顾今日北非、中东以及东亚的局势,特别是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政治的最近发展,以及周边国家“挟美自重”抱团深度介入中国崛起的态势,可以看出,一条自摩洛哥至巴基斯坦的长弧形政治地带之逐渐成型,并延展至东亚之势,是早晚的事情。中国政制对此需要保持高度自觉,做出有效的政治回应。除开抛弃维稳策略,在国家政治意义上“以政治接应政治”以外,以“国家政治”迎应“国家间政治”,将“国家间政治”化转为推动“国家政治”良性发展的契机,争取主动,同样时不我待。迄而至今,“新中国”历清末、民国(包括北洋)和晚近六十二年,总体而言,虽然代价巨大,但转型是成功的,所以才有今天这番局面,清末维新诸公、国共两党,都有苦劳和功劳。在百年转型的意义上,现在差的就是政体转型这一项。此项完成,转型完胜,则当局诸公功莫大焉,彪炳青史有日。那时节,“历史终结”了,或者,“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此,时机不等人,历史给你机会,你嫌弃,非要等到鸡飞蛋打之际才开窍,那就没辙了。
 
刘苏里:回到中国“建国”问题上来。辛亥革命前后(?),孙文及时调整思路,将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改为“五族共和”,并且提出民族国家任务目标的意识形态基础,即三民主义,同时,孙代表国民党还提出了中国朝向宪政的清晰路线图,即军政、训政、宪政。我们注意到,孙的意识形态表述,是与中国这新生的民族国家目标相一致。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大体可以说,国民政权,以及支撑它的政党,是内生性的,有其明显的国族性。但实践中,我们先不找具体原因,它失败了。几十年后,却在台湾得到实现。而大陆中国,至今还徘徊在意识形态叙述与民族国家目标相一致的矛盾中,“建国”道路,任重而道远。
 
许章润:“1911”前后,是中国近代史的枢纽期,真正是大开大合、破旧立新、贞下起元。三民主义基本概括了“中国问题”的主要面相,此即发展经济-社会(民生),建构民族国家(民族)、提炼优良政体(民权)与重构意义秩序。凡此四项,在下认为大致概括了“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面,是转型之枢机所在。如今,1978年启动的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回到“1911”,以重新起步,来兑现枢纽期的愿景。因此,坦言“执政权不是一劳永逸的”,承认“权为民所赋”,都不过是在接续“1911”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它没有类似于“军政、训政和宪政”这样的远景承诺和“路线图”,说明“接续”正在进行,而真正接上,还需时日。——政体的政治理想一旦出现真空,说明其德性资源不足,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左右彷徨,一切唯实利转移,维持一天算一天,反倒表明可能真正的转型就要来了。台岛的民主试验早已证明,中国文明沿此前行,是可行的,也是有能力做到的。如今人家把舶来的民主玩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凡一种政体,除开理论武装外,必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操,方能高自标立,感召世人,获秉自家的正当性。现代政体多赖一种叫做“政党”的力量来运作,因此,政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操,影响并且反映着其所黏附的政体的理想与情操。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出身,都曾经怀揣高远宏大的理想,引得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撒热血,要死要活,演绎的是近世人类史上罕有的壮剧。台岛经过“1987”、“1996”和“2000”,几番轮替执政下来,基本理念形诸制度,变而为一个纯粹的执政党,“理想和信念”一类的色彩逐渐淡化,为执政利益所裹挟,实为必然。那叫做“理想和信念”的东东,融汇入、收纳进制度里去了,早已常规化了嘛!但是,尽管如此,其得标榜者在于,因为自家的“理想和信念”已经经由制度安排而肉身化了,剩下的当然就是获得执政权,以确保肉身无虞,因此,不能说自己早无“理想和信念”。实际上,现实政治生活中,它不仅不会说自己经此转折,其实已经谈不上多少“理想和信念”了,相反,却会大谈特谈,虽然谈不出多少所以然来。本来,的的确确,“转型”一旦完成,政党之间的差别不过是公共政策之别,谈不上什么“理想和信念”的根本性对立。政客们诈唬,而实际情形没那么邪乎。就此而言,中国大陆今天转型尚未完成,而执政党的“理想和信念”已然模糊不清,囫囵吞枣,则难免既让人欣欣然于什么“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又为其毫无政治远景而担忧。远景就是愿景,怀揣远景和愿景,才会谈得上如何逐步兑现愿景、走向远景的“行动图”,大家也好据此观察与评判。无此座标,一切都没法说了,遂为闷局一团。国人心里焦躁,原来有以然哉!
 
刘苏里:我想,宪政民主道路,便是诸多民族国家“国家理性”发展历程中,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国家健康成长的不二法则。没谁能逃脱这几乎是铁律般的法则。正如你所说,中国国家成长中,已大体解决了两个难题,最后一个难题,就摆在我们全体国民眼前,是否选择,如何选择,考验国民的心智和勇气。
 
现实说,哪儿是你认为的切入口?纸上谈兵终无益。但在“终”之前,还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
 
许章润:百年期间,国共两党,均以党统政,形成“党国”体制,希望以此翻转局面,再造新局。后者贯彻列宁式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更加彻底,因而也更加有力。但是,此就前半程的比赛而言。就后半程而言,立宪民主法治等组织政体的项目上场,对岸兑现承诺在先,赢了。虽然是小规模的局部性成功,可示范意义不容低估。下一步,如何将此地区性试验推展至全中国,是全体华夏儿女的重任,也是刻下让人揪心之处。不过,既有的国家理性曾经发展的轨迹表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到相应阶段,这一进程是无法避免的。我想,你我对此均怀持信念,而翘首以待矣。
 
如何切入?左右两派似乎都有方案,好像都信誓旦旦。以“中国问题”之错综复杂,恐怕不存在一种整全性的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一切“信誓旦旦”都不过是某种可能性。仅从国家理性的视角出发,我想还是需要回到“回应时代呼求”这一基本问题意识上来。当今中国,“分权、分享和多元”的时代呼求最为强烈,覆盖面最为广泛,最能打动人心。分权意味着民主,分享指向共和,包括改革红利的全民性普惠,而多元则以自由为皈依。当年夫子曰从政之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利者,义之和也”,利之分享方能成就“义”,可谓自义利两端审视共和主义的古典资源,并可引申出“王道政治”等意涵。就行动层面而言,最好的因应,不外乎就是启动相应的政治运作进程,而首先是启动民主化进程,让国民作为公民,手上拿着选票,登上政治舞台。考诸历史,“人民登场”无外乎采取两种方式,一是革命,二是民主。很显然,今日中国多数人不愿意再看到革命,前几年的“愤青”式政论,渐为更加理性的声音所取代,表明中国社会的确正在走向成熟,说明开放言论是练就成熟的公民理性不二法门,因而,政治民主作为较佳的选择,应该到时候了。在此,可能所谓的“基层民主”和“顶层设计”需要相向而行,而最为给力的则是媒体的透明和公开,以及遍地开花的“维权政治”所造成的政治正当性压力。代价较小,也可能比较容易为当局所接受的,是重启已经停顿几年的司法改革,首先实现有限度的司法独立。也许,自一种规范主义法权立场观察,适时修宪,也是一个方子,虽然我们明白法律总是政治的晚礼服。有人对所谓的“党内民主”抱有厚望,希望自内而外,推展开来,我则并不看好。此外,“最后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学教员,天天在校园里讨饭吃,在下希望早日给大学松绑,取消一切与学府无关的叠床架屋的机构和闲人,哪怕先选择一些,做个试点也行呀!让大学回归现代大学之道,理顺方有行政之平顺,大家气顺而后事顺,本不是什么高深的大道理。
 
从另一面来看,“思想”、“行动”和“体制”,三种力量,是敲动刻下“闷局”的主要依靠。“思想”关乎启蒙和理论准备,三十年来,未曾稍息,左右两派都有贡献,中道思维尤见审慎,而审慎是真正的政治美德,一如强毅力行之决断同为政治之美德。“行动”,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马克思和布列厄语境中的实践,所谓“起而行之”之“行”,见诸方方面面,包括“散步”,包括读书人和传媒的努力,尤其形诸底层“公民维权”的风起云涌,包括当年十八户农民的“聚义”,它们是促使上层进行有限度的政制调整的主要动力。近年维稳,以治安对付政治,甚至花钱买平安,基本的社会背景就是这一“风起云涌”。说来令人感慨,社会的发育,自有规制,一味打压,压不住的。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再回头遥望我们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情形,就知道社会一旦变迁,使蛮力也拉不回来,除非玉石俱焚。就“体制”而言,最头疼,最重要。但有一条可以告慰,就是刻下体制中人只有利益,并无信念,对于转型的必然性,都心知肚明。而这就是契机,一种外打正着意义上的“心性资源”,正说明“思想”和“行动”先行,早已产生了交感连动效应。
 
我有一个基本判断,说来供你老兄指正,那就是,中国晚近十年间逐步进入了“训政初期”,类似于小蒋接班初期。刻下需要从“训政初期”迈向“训政中期”,进入小蒋接班的晚期状态。在“中国需要迈向训政中期”这篇文章中,在下曾经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下中国,“人民”一方参与政治的渴望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政制”对此就是不松手,由此导致死结,形成政治紧张,权力的合法性与政权的正当性危机由此生焉。朝野上下,虽然内心深处对于民主政治早晚登场的趋势并非全然懵懂,毋宁,都有体认,都有预设和预期,到时候也都会接受——要不然为何许多“干部”都将儿女和玉帛尽力往海外转移,但是,对于权力的绝对垄断的列宁主义式姿态,却丝毫未见减弱,以致于十年来政制续有改良,而政治不进反退,早为世诟病,民间的不满和焦躁,甚至于包括体制中人的不满和焦躁,日积月累。因而,此刻需要的,恐怕就是如何“破局”,打破“闷局”,往前迈步。为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释放政治善意,实现政治和解”、“兑现政治承诺,以政治接应政治”、“制订时间表和行动图”以及“开放政治市场,容忍并培育对话者”等设想,也算是“切入口”吧。
 
此时此刻,如你老兄所知,可能也如你老兄所盼,大家都在等待“换届”,期待换届后的新班子能够在政体转型上多所作为,尤其是在政治决断方面强毅而力行。毕竟,在极权政制的转型过程中,“权威代际递减律”和“民权代际递增律”终究会发挥作用的,逼着统治者寻找新型合法性来源。这不,“权为民所赋”算是向人民主权这一现代政治的“古老”通识低头,一如端午和中秋成为国家假日,表明曾几何时甚嚣尘上的“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文化反传统主义,终究以与中国文明的和解收场,政治羞答答地为自己披上了一件文化合法性外衣。当然,“换届”之后,究竟如何,指东打西,都是瞎子算命,只好走一步看一步,等着瞧了!
 
刘苏里:老兄也算给出了一个纸上路线图,有启发。谈到“人民登场”(我常用“人民出场”,而“登”更具象有动感。)——这可是现今到未来某时最为紧迫的话题。年初以来,讨论不绝于耳。我以为,革命不分计划内计划外,也不以谁人的意志为转移。多数人不愿意看到革命中的暴力,而“反对”革命。但人民的反抗权,表达权之一种,是天赋的,任谁也没资格否定它的正当性。老兄给出了和平革命的路径,即人民和平“登场”道路,民主。这恐怕是避免革命暴力最可选择的路径。
 
许章润:因为任何政治设计都难免纸上谈兵,因此,经验主义的一点一滴改良与理性主义的通盘设计,也同样需要相向而行,结伴而行。前者是“摸着石头过河”,后者则诉诸政治理想和政治理性,可能的话,什么“顶层设计”,甚至什么“顶顶层设计”。但是,毕竟,人算不如天算,人心向背,是无法左右的。当年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一到历史关口,管用着呢!——谁会想到,如今居然每年有将近二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呢?更不会想到,昔日的中东强人,如今不是命丧黄泉,就是在大牢里。此外,也可以做减法,自法权安排入手,比如,废止万恶的劳动教养制度,如同废止收容遣送制度,都是一种通向“分权、分享和多元”的法权道路。总之,我认为,基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的逐渐变革和人民价值观念的变迁,包括官员的价值观念的变迁,假以时日,总会发酵。而以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为导向的法制/法治主义进路,可能是较为可欲而可行之路。
 
总之,全体国人,无分左右,没人总想着天下大乱为乐,则和平渐进,小步子往前走,走个不停,总是可欲的。问题是,要走,而且要走个不停,一直走到转型水落石出之境。老不动,大家就不耐烦了。
 
刘苏里:非常感谢章润出场。
 
 
201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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